中国人寿的故事

口述者：王宪章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
　　今年是中国人寿诞生60周年，中国人寿能够成功改制上市，并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倍受瞩目的知名企业，与当时一位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位领导就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朱镕基与中国人寿的事情，一直鲜为人知。

　　我和镕基“抬杠”
　　上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时，主管金融工作。当时，市场经济体制还没建立起来，金融保险领域的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厚，一些政策文件的起草往往带有部门色彩，必然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为了制定好政策，镕基同志经常召集专题座谈会，有一次国务院召开有关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劳动部、民政部、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的领导，我代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出席。在会上，一个主导意见是保险应由政府部门包办，我对此很不认同，当即发言：政府部门不能制定限制一家国有保险公司合法经营的政策，更不能代替商业保险公司的职能、渗入商业保险环节。我也拿出了相关政策法规依据。朱镕基就我提出的意见对我进行了提问，这次我给镕基同志留下了“爱抬杠”的印象。

　　会后，我对朱镕基同志说：“我的意见有些偏激，如果干扰了领导决策，请尽管批评。”他却心平气和地说：“宪章同志，没关系，道理是越辩越明的，辩论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我后来听说，在一次有关保险的会议上，镕基同志还问人保公司的领导：“你们那个爱抬杠的王宪章哪里去了？”

　　镕基调我回中国人寿
　　1993年，组织委派我到香港担任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一把手”，到1999年已有6年光景。这年我已58岁了，我本人已准备好在这个岗位上将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句号。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

　　1999年年底的一天，我在香港的办公室接到了时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阎海旺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叫我速回北京一趟，具体什么事情电话中不便交代。到了北京，我直奔位于航天桥附近的华融大厦，那里是中央金融工委的办公所在地。阎海旺一见到我，什么也没说便拿出一份文件让我自己看。这是一份从镕基同志那里批转来的文件，上面有一段他的亲笔批示，内容是：中国人寿很重要，如果经营不好，造成一个大窟窿，怎么向人民交代！是否考虑迅速将在香港的王宪章调回来，任中国人寿总经理。就这样，我到了中国人寿。

　　镕基给我派任务
　　这家占保险市场份额最大的国有独资公司，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公司管理体制落后、经营机制僵化、历史包袱沉重，特别是从1996年5月起人民银行连续7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10.98%降至2.25%，使前期高预定利率寿险业务出现了400多亿的利差损，公司经营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上任不久，镕基同志就让秘书把我叫去。他开门见山、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宪章同志，我调你回来就是让你帮助尽快化解利差损。你的任务就是先把情况搞清楚，3个月后给我一个报告。”我临危受命，开始担起了我有生以来最重的一副担子。

　　上任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扭转业务下滑的被动局面。我于2000年3月中旬给各省分公司总经理写了一封信，恳切要求各分公司认真查找业务下滑原因，抓紧拿出应对措施，全力以赴把业务搞上去。这封信集中了公司领导班子的智慧，说出了广大员工的心声，起到了统一思想、振奋精神的作用。后来，公司有人戏说这封信价值百亿保费。

　　与此同时，我和班子成员也开始思考公司今后的发展道路，主要思路写进了上报总理的报告中。这份报告，分析了公司当时的业务、财务状况，提出要根本改变公司经营面貌，一靠业务发展，二靠体制改革。这个报告得到了镕基同志的认可。

　　镕基力挺整体上市
　　我到中国人寿的头一年，全公司共完成保费收入652亿元，经营局面基本稳住了。到2002年，中国人寿的保费收入上了千亿元台阶，达1288亿元。业务搞上去了，才有条件改制上市；而只有不失时机地推进体制改革，公司才能真正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在发展业务的同时，公司也组织有关力量研究筹划股份制改革方案。

　　关于改制方案，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外部，争论都比较大。一种方案是整体改制，另一种方案是区域分拆。后一种方案就是将全国各省级分公司按不同区域分成若干个子公司，靓女先嫁，比如将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等业务资源较好的分公司改制成股份公司，先行上市。

　　区域分拆操作起来相对容易一些，也能创造出更多的职位，因此不乏支持者，当时业务主管部门也赞成这一方案，并上报到了国务院。对这个方案，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认为那会造成公司的四分五裂，破坏了公司的整体优势。于是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我倾向整体改制的看法，当时自己的思想压力也很大。

　　这时，又是镕基同志给了我很大支持。他说：“中国的保险业虽然发展快，但起步晚，规模不大，如果分拆将无法与国外大公司竞争，我赞成整体改制。”现在看来，朱镕基同志对中国人寿的改革发展，头脑中早就谋划了“一盘棋”。正是他的高明智慧，中国人寿的改革才没有走弯路。

　　最终，我们确定了新老划断的重组方案，并获得国务院的批准。该方案以时间为界对业务、资产实行重组，1999年以前保单业务及相应资产保留在集团公司，1999年以后保单业务及相应资产划归股份公司。股份公司轻装上阵，无论在偿付能力、盈利能力、回报水平等方面均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具备了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为了切实保护老保单持有人的利益，财政部与集团公司共同建立共管基金，管理用于老保单给付的全部资金，这一机制设计也为最终化解利差损创造了条件。

　　镕基批准我延期退休
　　2002年我年满60岁，到了退休年龄。这时正值公司重组上市的关键时刻，如果临阵换将，很多事就要拖下来。镕基同志得知这种情况，亲自指示：考虑到中国人寿正处在重组改制的关键时期，王宪章的任职年龄可以适当延长。他批准我延期退休，就是让我有时间把他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2003年，中国人寿的股改上市工作进入了倒计时阶段，保监会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对我说：“方向对头，你们大胆搞，我全力支持。”公司重组改制首先要定好班子，保监会党委派党委委员、时任纪委书记的赵杰兵专门负责公司班子的考核和配备工作。考核组仅用了20多天就把集团公司、股份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三套班子确定了下来。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保监会班子考核中，通过无记名投票，我的考核合格率达95%以上，优秀率达73.3%。赵杰兵对我说，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不容易的。当保监会考核组通报情况时，我流下了眼泪。

　　镕基满意人寿的发展
　　2003年11月底，我们开始了境外上市的路演工作。路演十分辛苦，行程非常紧张，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一个会议接一个会议，没有正式吃过几顿饭。但辛苦没有白费，我们拟上市的公司受到了投资者超乎寻常的青睐。我们拜访了102家机构投资者，其中有101家下单认购，成功率之高是很少见的。在香港，人们争相认购，甚至有“不买中国人寿的股票就是不爱国”的说法。

　　12月初，正值温家宝总理访美，我们想请温总理亲临纽约证券交易所为中国人寿股票首日上市敲钟开市，温总理也欣然答应。只可惜时间没赶上，留下了遗憾。

　　2003年12月17日和18日，中国人寿的股票在纽约、香港两地成功上市。此次IPO发行股票74.4亿股，融资规模为34.8亿美元，创下了当年全球最大规模的IPO。中国人寿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重组上市之路。2005年5月，我从中国人寿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就在退休的前几天，我参加了《财富》全球论坛，期间胡锦涛主席接见了500强企业代表。见到胡主席，我简短地汇报了中国人寿在海外成功上市的情况。胡主席亲切地鼓励道：“很好，祝贺你们！”

　　后来，在我的继任者杨超的带领下，中国人寿又于2007年初成功回归A股，公司在世界500的排名连年提升。

　　我退休后，有一次见到一位曾在朱镕基身边工作的同志，他说：“镕基同志让我代他向你问好！”看来，镕基同志看到中国人寿的良好发展局面，是感到满意和欣慰的。